1935年9月徐向前时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面临最为痛苦的一次抉择这天晚上，毛主席来到他的住处，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毛主席问的这句话，指的是徐向前是跟中央北上，还是随张国焘南下。

　　原来，红一、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6月在懋功会师后，张国焘见红四方面军的兵力比红一方面军大得多，野心膨胀，想把红军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于是提出了与中央北上意见相左的南下或西进方针，挑起了党内团结与的斗争。党中央和毛主席从中国的大局出发，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同时在不改变北上方针的大前提下，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也作了让步，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同时任命徐向前兼红军前敌总指挥、陈昌浩兼总政委，并确定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直接指挥。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才同意北进，并按军委制定的《夏洮战役计划》，和朱德率左路军向阿坝开进。

　　与此同时，由红一方面军之红一、红三军（红一、红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之红四军、红三十军组成的右路军，在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的指挥下，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中央和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从毛儿盖到达班佑地区，中间须经一片纵横数百里的茫茫草地。草地尽是泥潭，一不小心陷到里面就会送命；气候多变，夜间奇寒，人烟稀少，通过十分困难。徐向前率右路军红四、红三十军经过5天左右的艰苦行军，终于通过了被称为绝境的草地，于8月下旬到达班佑地区。中央纵队和红一军也抵达巴西，红三军殿后，仍在行进途中。之后，徐向前指挥红四、红三十军攻克位于巴西以北100多里的上下包座，打开了北上甘南的通路。

　　然而，张国焘率左路军出阿坝不远，就借口地理、天候、粮食等困难条件，令左路军返回阿坝，妄图改变北进方针。

　　徐向前对于张国焘这种突然的变化十分焦虑。他认为，既然北进是毛儿盖会议局讨论决定的方针，且右路军占领包座又打开北进的通道，无论如何都不应变更原决定。他对陈昌浩说：“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还是要劝他们上来。”于是，他和陈昌浩于9月8日致电朱德、张国焘：“我们意以不分散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当晚，徐向前参加了党中央领导召开的会议，会后，周恩来、洛甫、徐向前、陈昌浩、毛主席、王稼祥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再次阐述南下种种不利，盼其迅即北上。与此同时，张国焘以“朱、张”的名义电令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接电后，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

　　从心里讲，徐向前认为中央的北上方针是完全正确的。首先，从红军的情况看，两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余万人；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苏区和西北红军在陕北、陕甘边苏区的反“围剿”作战都取得了一定胜利；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建立了一块根据地；长江中下游地区原来的几个苏区的游击战争仍在坚持。其次，从敌人的情况看，蒋介石尽管还在意图策划对红军新的进攻，但由于他追堵围攻红军的数十万军队已远离中心城市，交通不便，补给困难，部队大量减员，士气日益低落，内部又不统一，其困难较之过去更多了。再次，从全国的形势看，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华步伐，政府一味妥协退让，使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日趋严重，中日上升为主要矛盾，全国抗日运动更加高涨。第四，从人文地理情况看，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所在的大、小金川流域及其周围的川西北地区，虽然地域辽阔，但属高山穷谷，人口稀少，又多系少数民族聚居区，存在复杂的，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发展和建立根据地。因而他的本意是希望跟中央北进的。

　　从个人感情上讲，徐向前也愿意跟中央北进。他与张国焘虽然共事好几年，可在许多方面合不来，心情一直很不愉快。张国焘这个人独断专行，对他一直是用而不信。1932年鄂豫皖苏区红军在徐向前的指挥下连续取得黄安等四次进攻战役的胜利后，蒋介石发动了第四次大规模”围剿”。面对严峻的形势，徐向前主张红军暂时停止进攻，把主力放在边界地区，一脚踏在苏区，一脚踏在白区，一面休整，一面掩护地方开展工作，开辟新区，巩固老区。可是张国焘根本不听他的意见，主张胜利了还要胜利，不能停止进攻，执意围攻麻城。结果由于敌人凭坚固守，红军久攻不克，陷于被动地位。

　　那些天，总指挥徐向前几乎成了军委主席张国焘手中的棋子搬来搬去。徐向前在难言的苦恼中，只得拼出全力争取摆脱被动局面。尽管如此，仍无力回天，最后造成鄂豫皖苏区陷落。1934 年9月，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反敌“六路围攻”，徐向前在前线带兵打仗，远在后方的张国焘却遥控瞎指挥。总时，徐向前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决定红军主力东旋，截断东面敌军退路，打一个歼灭战，而远在通江洪口场的张国焘却打电话给徐向前要部队西旋。徐向前认为西面不是敌人的主力，与红军处于平行地位，你还没旋过去，敌人就会跑掉，只能打个击溃战，因此力主东旋。

　　但张国焘硬是听不进去意见，这次“马拉松”式的电话竟打了五六个小时，最后张国焘竟不耐烦地喝问：“你听不听我的意见，听，就按我的意见办，不听，就算了。”这样，徐向前只好命令部队西旋，结果劳而无功。当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徐向前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毛主席的安详大度，周恩来的锐敏口才，朱德的平易近人，张闻天的学者风度江南体育，都给徐向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感到这才是真正的领袖人物，跟着他们干心里踏实舒畅。所以在理县的一天晚上，徐向前曾和陈昌浩说，不想在红四方面军工作了，想到中央去做点具体工作。从这个角度考虑，徐向前也想带着部队跟中央北进。

　　但是，如果自己带着红四、红三十军跟中央北进，红四方面军将面临被分为两半的局面。红一、红四方面军刚刚会合3月就分开了，他不想看到红四方面军再分两半。再说，由于两军会师后一些人对红四方面军的片面指责，也使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很反感。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游击队发展壮大起来的，打过许多硬仗、恶仗，是党领导下的铁的红军队伍，尽管在张国焘的影响下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是听党的话的。而有的教条主义者不看主流，指责红四方面军有“土匪作风”，“落后”，撤离鄂豫皖和退出南通巴是“逃跑主义”，甚至写文章公开批评，不仅给张国焘以挑唆的借口，也使红四方面军干部战士心里有怨气。现在自己如果带领他们北上与红四方面军分开，指战员们一时恐怕想不通。加之张国焘大肆污蔑中央北进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只有南下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进攻，对于与蒋介石有着血海深仇的红军指战员来说，具有磁石般的吸引力。这些来自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英雄儿女，一听说南下是去打蒋介石，不少人是又摩拳又擦掌。张国焘正是利用了广大指战员对派的阶级仇恨心理，以售其奸。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就算想带这支部队跟中央北进，恐怕一时也不一定带得动，况且政委陈昌浩已同意南下，说服他就已不可能。

　　从上说它与党中央的北上方针相对立，完全脱离了全国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因而南下只能使红军处于愈来愈孤立的境地；从军事上说，南下遇到的对手，并不是张国焘说的什么“川敌残部”，而是蒋介石追击红军的数十万大军；从根据地的条件来说，所选择的川康边的少数民族杂居区域，地瘠民穷，人烟稀少，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南下碰壁和破产是早晚的事。 当广大红军指战员从失败和挫折中认识到南下路线的错误，认识到张国焘的真面目时，自己还要把整个红四方面军带回来，决不能把这支部队丢给张国焘。

　　徐向前经过痛苦的思索与执择，终于下定了决心，他对毛主席说：“两军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主席从徐向前的话里已经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一句话没说即告辞而回。

　　9月10日凌晨，中央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果断地决定率红一、红三军先行北上。徐向前是早晨起床时才知道这一消息的。前面有人不明，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问徐向前怎么办？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徐向前在关键时刻的这句话，字字千钧，对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35年9月，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之红四、红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按照张国焘南下的命令，再次穿过茫茫的草地，返抵毛儿盖。随后向松冈、党坝一带集结。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以他为首的“中央”，彻底暴露了他党和红军的真面目。徐向前在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会后，张国焘找我谈话，我明确表示，不赞成这种做法。我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是亲者痛、仇者快，即便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先后进行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和天芦名雅邛战役，虽给敌以一定的杀伤，但自身也受到很大的损失。此时已时值隆冬，雨雪连绵，寒苦异常。粮食没有来源，部队经常靠挖野菜、土豆充饥。徐向前虽多次命令后方部队想办法打野牦牛，但漫山皆白，收获不大。这里还是少数民族杂居区，生产落后，物资缺乏，人口稀少，经过发动群众虽有些人参军但为数很少，难以补充红军战斗的减员。

　　不久，从国际回来的张浩（林育英）打电报给张国焘等人，传达了国际高度评价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行动。接着，中央又把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内容电告红四方面军。1936年1月下旬，张国焘召开会议，讨论中央的决议。徐向前坚决支持中央的决议和朱德关于谋求党内统一和放弃川康根据地北上抗日的观点。陈昌浩态度也有了明显的转变。张国焘见大势已去，同意执行中央北上决议。

　　2月，徐向前指挥红四方面军分三个纵队向北进发，再次翻越雪山，历经千辛万苦，于7月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在此期间，张国焘也宣布取消了他另立的“中央”。接着，徐向前又率领红四方面军第三次穿越草地，攻占腊子口、哈达铺、通渭等要点，打破了敌人的封锁，为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9月30日，红四方面军奉党中央和红军总部的命令，分5路向北急进。10月7日，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会宁城下再次胜利会师。面对热烈的会师场面，徐向前这些日子来一向严肃、庄重、寡言的脸上，终于露出了难以掩饰的微笑。